1982年初春，北京西长安街天刚蒙蒙亮。西单附近的机关大院门外安全配资门户网，一位拄杖的老者轻轻抬头，声音略带沙哑：“同志，我叫曾达斋，我想恢复本名——袁殊。”门口值班员愣住了：眼前这位面容消瘦、双鬓斑白的老人，就是二十多年前卷入“潘汉年案”后再无音讯的那个人？
从1946年改名“曾达斋”起，他仿佛从人间蒸发。1955年春天的一纸逮捕令，把这条隐秘而曲折的生命推入漫长黑暗。二十载囹圄，世事沧桑，昔日战友多已封功或改行，身影模糊。直到1977年，他戴着深色呢帽走下北京到武汉的列车，与许久未见的儿子曾龙隔窗相认，却不知如何开口叙旧。
这份难言的沉默，要追溯到1911年。那年十月，湖北孝感一户书香人家添了男丁，取名袁学易。家道中落，小小年纪便随母亲奔沪谋生。印刷厂的油墨味熏黑了指甲，却点亮了求知的欲望。12岁，他幸运考进立达学园，结识一群思潮激进的同伴，热衷无政府主义，惊世骇俗。
五卅惨案的枪声响起，上海街头人潮汹涌，他高举布标，血气方刚。也是那一年，他为自己取了个新字——“袁殊”，意在“殊途亦可同归”。不久北伐军东进，父辈旧识胡饱一将他招作随营秘书。十里洋场骤然远去，兵营号角声声，却很快被“四一二”的枪火掩埋。清党风暴把他推回上海，也逼他重新寻找方向。
命运的拐点出现在1931年10月。静安寺路口那家咖啡馆，昏黄灯影下，潘汉年俯身低语：“愿不愿意为党做一件大事？”没多久，袁殊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。为了渗透敌营，他必须放下左翼文人的光环，远离昔日同道，甚至在档案里“消失”。自此，灰色成了他最合身的外衣。
最初摸不着门路，差点打退堂鼓。忽然，他想起黄埔出身的表兄贾伯涛。一次家宴后，贾伯涛把他带去拜见中统上海站头子吴醒亚。年轻的袁殊一口流利日语、拿得出手的新闻从业证，顺势打入中统。内部有人笑他“两面人”，他只笑不语——暗线越细，越要摆动。
1932年沪淞口炮火刚歇，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注意到这位“中国通”，邀其“协助情报搜集”。于是，日方情报员的徽章被谨慎收进衣袋，成为第三重身份。翻译、交际、酒会穿梭，袁殊把看似琐碎的消息拆解，再拼成情报交予组织。有人纳闷：“他到底站哪边？”答案只能深埋暗处。
1935年“怪西人案”突起，袁殊被军统扣押。他借机示弱，“愿为党国效力”，居然又在戴笠手下占得一席。再度易形，他外表更加光鲜，夜以继日同日方高官饮酒寒暄，暗中却把侵华计划、兵力部署不断传回延安。岩井英一曾问他：“袁桑，为何甘心替我们效劳？”袁殊举杯一笑，语带回旋：“地缘所迫，立场使然嘛。”
抗战胜利后，他被军统授予中将，却悄悄将三处房产全部折现，经秘密渠道汇去晋冀鲁豫解放区。1946年，华北某山村，组织部长曾山递给他一张新党证，姓名一栏写着“曾达斋”，军衔按旅级。自此，他与过去割袍断义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袁殊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做档案整理和历史资料研判，极少抛头露面。可流言却没消失。一次在前门大街，他遇见旧相识聂绀弩。对方冷冷一句：“又换队伍了？”如刀锋划过，他只报以微笑。那份沉默，是铁律，也是自守。
1955年，牵连于“潘汉年案”，他被扣上“特嫌”帽子。二十年里，风雨飘摇，他始终没为自己辩一词，生怕牵出仍在暗线搏击的同志。直到1982年，中央为潘汉年、袁殊等人彻底翻案，认定其1931年入党身份，待遇悉数恢复。
就在那年春天，他提出小小的请求：不用“曾达斋”了，要回“袁殊”。“我做的事，经得起查，也扛得起骂。名字是爹给的，理当还回。”他轻声说着，却把二十年的苦难一笔勾销。
晚年的袁殊，记忆断裂严重。每天清晨，他仍习惯将那份平反决定书摊在桌上，抚摸良久，再小心折起装进信封。“这是证明，我没给党丢人。”他对护理员笑言，自豪里透着疲惫。1987年11月26日，他沉静离世，享年七十六岁。骨灰盒覆以党旗，静卧八宝山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倒下后不久，中央文献出版社筹备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，不少当年的同志方知“那个叫曾达斋的干事”竟是名震谍海的袁殊。多重身份、二十年黑狱、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的党籍——一切拼出一条独特轨迹。
历史学者整理遗稿时发现，袁殊留下的线索寥寥，他削去旁人看来最精彩的传奇，只留下冰冷的日期和任务代号。有人叹惋，材料太少；也有人感慨，这恰恰说明何为“地下工作者的底色”——做了，却不争讲。如今档案中渐渐呈现的，只是斑驳拼图，完整的画卷或许已随那位白发老人一起长眠。бу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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